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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讀經(jīng)典——文化視野下的《薩迦格言》再闡釋

       作者 : 德吉草    發(fā)布時間 : 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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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薩迦格言》是藏族著名學者薩班·貢噶堅贊(1182—1251年)撰寫的藏族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格言,并開啟了藏族作家作品中格言詩這一新流派,深刻影響了藏族文學創(chuàng)作。在《薩迦格言》中,作者通過新的文體和個性化的語言創(chuàng)新,對社會現(xiàn)實進行了深刻的觀察,傳達了他對社會生活的理性沉思和人文關懷思想。本文通過文化的視覺,分析了文本中的“智愚之辨”背后的人文思想,彰顯了一個知識精英在社會文化轉型時期通過文學對社會問題的批評性觀察,解讀了作者隱匿在文本中的人文主義關懷和重構文化身份的理想。提出了《薩迦格言》不僅是藏族作家在社會文化轉型時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也是藏族文化從英雄崇拜逐漸轉向智慧崇拜的一個具有標志性的文學文本的觀點。
    [關鍵詞]《薩迦格言》;文化轉型;人文關懷;再闡釋



    有關經(jīng)典文學文本的解說

    1、經(jīng)典在其最基本的涵義上,代表了一種在一定時間與空間范圍內(nèi)具有普適性與規(guī)范性的價值和意義,而這種價值和意義正是依賴于解釋而得以形成,依賴于運用而得以實現(xiàn)的。

    2、文學文本的多重意義是通過與解讀者之間的對話、通過跨越時空的對話,從不同的理解構架出發(fā)參與到適當中,并在不同的語境和時代生發(fā)出新的意義。從歷史文化發(fā)展的眼光來看,一部文學作品的意義始終處在一次次文化傳承之流中,是多種解讀意義的集合體,也就是說,文學文本的意義是開放的,是可以多角度闡釋的。

    一、關于《薩迦格言》

    《薩迦格言》是藏族著名學者薩班·貢噶堅贊(1182-1251年)撰寫的一部宣揚特定時代的群體整合、秩序安定或倫理德道和睦需要的文學文本。格言詩這一體例是薩班貢噶堅贊繼承吐蕃以來詩的寫作傳統(tǒng),汲取藏族民間文學的營養(yǎng),并借鑒印度作家的同類作品,創(chuàng)造出的一種獨具風格的文體。基本格律為四句七音節(jié),發(fā)表作者的政治見解,傳達對社會生活的理性沉思、為人處世的主張和宣傳佛教教義等,在13世紀,形成了藏族作家文學中的一個新流派?!端_迦格言》豐富的社會思想內(nèi)容和充滿個性化的語言創(chuàng)新形式,不僅贏得了藏族歷代學者的傳頌,深刻地影響了藏族作家文學,而且為后世藏族倫理道德觀念的補充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文本中作者洞察世間萬象,對社會問題的批判性觀察和從中寄寓的人文關懷,深刻地反映了12-13世紀藏族文化從英雄崇拜逐漸轉向智者崇拜,兼顧熱情出世與理智入世的轉型時代一個知識精英豐富而獨特的多重體驗。

    《薩迦格言》的作者貢噶堅贊,也稱“薩迦班欽”,即薩迦派大學者的意思。出生在西藏執(zhí)掌昆氏家族和薩迦教派政教大權的顯貴家庭,年幼時從其三伯父扎巴堅贊出家,是薩迦昆氏世系中正式出家受比丘戒的第一人,因博學經(jīng)論,學貫“五明”?而有薩迦班欽的美稱。公元1239年,蒙古族統(tǒng)治勢力急劇發(fā)展,形成威臨各族,統(tǒng)一全國的局面。駐扎在西北一帶的蒙古首領闊端派遣將軍多達納布率軍攻入西藏。1244年,貢噶堅贊應闊端的邀請前往涼州,商議歸附蒙古事宜,最后達成協(xié)議,任西藏正式納入中央王權之下,結束了西藏地區(qū)四百年的分裂割據(jù)局面,為建立全藏性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度奠定了基礎,薩班作出了重要貢獻?!端_迦格言》正是這位政教領袖人物和知識精英,通過“格言”這一文本形式,向世人傳遞出的政治理想、人格模式和行為準則,也可以說是一部解讀薩班人文思想和藏族文化在轉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文本。

    二、智愚之辯——從英雄崇拜到智者崇拜的文化轉向

    《薩迦格言》共有九章,457首詩,從第一章如何辨析智者開始到第八章如何辨析不合理性。作者始終強調傳達社會群體遵循的道德規(guī)范和探討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的主題。表達一個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人物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的多義思考。與以往藏族知識精英撰著的文本不同,作者始終以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性體驗為直接性的創(chuàng)作源泉,從作者個體的立場和視角出發(fā),以格言這種新的文學形式為創(chuàng)造載體,傳達他對社會生活的理性沉思、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切關懷和憂思,以及對人性的深刻解讀。正如《薩迦格言》中所說的那樣:“如同醫(yī)生配飲食/以藥之名治重病/我隨世間之規(guī)范/在此宣講圣佛法/”“只有熟知世間法/方能修成出世法/”。

    13世紀,是西藏分裂割據(jù)、各大教派紛紛尋找投靠不同政治勢力的時候,此時,吐蕃王朝已解體二百多年,藏傳佛教經(jīng)過“兩路弘法”后,已在藏地開花結果。噶當、噶舉、寧瑪、薩迦各教派已形成自己獨特的教法傳承體系,各大教派的精英們著書立說各持己見,經(jīng)過藏王達磨“滅法”時期的沉寂,藏文化在此時終于迎來了全方位的復興,這也是吐蕃王朝分裂后,藏族文化歷經(jīng)了二百多年的修復,以藏傳佛教文化的全面復興和知識精英為主力,重振文化之風的一個新時代。吐蕃時代的英雄主義已成歷史的舊夢,曾經(jīng)剽悍果決、敏情持銳的吐蕃后代,早已抖落了金戈鐵馬中蕩氣回腸的悲壯傳說,歷史迎來了藏傳佛教各派通過重新獲尋到的宗教資源,進行重構,創(chuàng)建和振興后的“百家爭鳴”的新局面。在這個全方位涌現(xiàn)出激情創(chuàng)造的時代,一大批學術精英依照自己遵循的佛學思想,大量引薦和翻譯鄰國印度的佛學典籍,出現(xiàn)了像卓彌·釋迦益希、瑪爾巴、庫巴拉澤這樣優(yōu)秀的翻譯家。林立的藏傳佛教寺廟,如噶當派的托林寺、熱振寺;寧瑪派的敏竹林寺、多吉扎和左欽寺,薩迦派的薩迦寺。這些寺廟與辯經(jīng)學院在當時不僅為各派的學者們提供了良好的學習交流環(huán)境,而且給予了他們極高的社會地位與文化地位,尤其是薩迦寺,經(jīng)過昆·貢喬杰布(1034-1102年)的開建到其子貢噶寧布時(1092-1158)聲名已遍揚藏地。薩迦寺不僅是當時著名的寺廟,也是一個匯聚學者思想和學術交流的學堂和智庫。

    他們著書立說,開展各種辯論形成了當時兼容并包,各取所長的優(yōu)良學風。尤其是文化精英們借助文學的形式開展宣傳和辯駁,藏傳佛教文化通過像薩班這樣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在思想上已表現(xiàn)出開山立派的原創(chuàng)氣魄,他們梳理和守護吐蕃時期的思想文化遺產(chǎn),大量推介印度文化,如薩班在他的《智者入門》一書中首次全面介紹了印度笈多王朝時期的文藝學著作《詩鏡》,后來在他的侄子八思巴的支持下,藏族譯師香頓將此書譯成藏文,并風行全藏,對文人作家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直至出現(xiàn)了文學史上的“詩鏡體”流派??梢哉f,薩班為建立藏族自己的文藝理論與修辭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次,他還撰寫《量理藏論》在概括總結印度因明和因明理論基礎上,批判了各種舊說,并建立了自己的因明思想體系,開創(chuàng)了“藏律量論”學派,這一學風研究的轉向,為后期藏傳因明的發(fā)展奠定了學科基礎。在佛學上,薩班建立和發(fā)展了薩迦派獨有的“道果法”中的“五蘊學說”的哲學理論內(nèi)涵,他還精通韻律、修辭、撰寫的《樂論》為藏族學者的第一部藝術理論著作,在他的倡導和以身作則的楷模召示下,藏族社會興起了學習五明的良好風氣,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王臣史》中這樣稱贊他:“藏地習學五明之風,實蒙比大師之思澤!”

    薩班的《薩迦格言》是他創(chuàng)立“格言”這樣的一個人格典范,向社會公眾傳出對于社會、人性、道德的深刻思考。通過對智者的察析,觀察身居各種環(huán)境中的智者,建立他心目中的“智者”人格模式。在薩班看來,智者是高卓理想的踐行者、是社會理想的核心構建者、是社會潮流的引領者。他認為:“智者有堅定的伩念,”即便到了生命危機的時刻,“也不會舍棄善良的本性?!敝钦邞琰S金般高貴,雖然經(jīng)過千錘百煉的鑒別,本色也不會更改”,智者是“恭敬和謙和”的,他像碩果累累的果樹,謙遜地低垂;他像孔雀,“神定氣閑的時才會抖亮鮮明的尾翅,”智者是高尚的,即便力竭技窮,也不趨往愚蠢之道,“像雨燕即便饑渴難忍,也不飲用地上臟水。”在他看來,智者的這些品格來自他的勤奮好學,他說“學者的智識雖然廣博/依舊學習他人的長處/因為如此持之以恒/很快成為通達一切/”智者是謙恭的,“/格言即使出自小孩/智者也要全部學來/散發(fā)香氣的麝香/也從獐子那里獲取/”他認為,智者是內(nèi)心富足和精神完滿的人,他因有智慧,所以不懼怕世間的萬象變化,因他善于觀摩,對各種世俗名利的誘惑有鑒別與判斷,不盲從、不墮落。作為一名學富五明,名貫全藏的大學者,薩班對知識的尊崇與敬畏,直接影響和摧發(fā)了藏族知識精英在那個時代的創(chuàng)新與創(chuàng)造的激情。

    薩班在格言中通過大量的筆觸,重新為藏人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智者”形象,這個智者與吐蕃時期出現(xiàn)在贊普傳略和史詩文學中的英雄形象不同,是他確立的一個新的人格典范。吐蕃時期,由于社會歷史迅猛發(fā)展,英明贊普輩出,著名將相迭現(xiàn),從“不離刀劍,剽悍果決”的贊普,到謀略廣博、剛毅雄武的大臣,從英雄史詩到現(xiàn)實生活,人們崇尚和贊美的是力量與勇敢,“勇士”的形象處處可見,這些英雄人物在青藏高原上縱橫馳騁,叱咤風云,立下了汗馬功勞。英雄崇拜和英雄主義盛行下的文學文本充滿了金戈鐵馬、蕩氣回腸的雄渾悲壯之美,但這個英雄的時代在經(jīng)歷了吐蕃王朝的崩潰,西藏形成分裂割據(jù)后的10世紀以后,隨著佛教的不斷深入,昔日的“勇士”形象已漸漸轉變成“智者”“智士”的形象?;瘧?zhàn)爭為和平,化勇士為智士,《薩迦格言》為我們展示了這個時代的轉型和文化的變遷過程。是我們解讀藏族文化從強悍走向智慧轉型時代的文化文本。

    眾所周知,在文化的視域中,主導文化總是借助于文學,完成和實現(xiàn)“借興助教”的文化感化過程,在當時的社會轉型時期,作為知識精英的薩班已經(jīng)敏銳感知到一個宏大的、朦朧的新的文化時代即將到來,《格言》是一部宣言書,它宣告英雄時代已經(jīng)謝幕,文化的新時代已迎來了“智者”,這是一個以更加內(nèi)省和用道德的力量去化解紛爭與戰(zhàn)爭的時代。薩班的“智者”是精神與內(nèi)心的救贖者,他堅持以佛法的慈悲消解戰(zhàn)爭,化解仇恨,他宣揚國王應以仁慈執(zhí)政,反對善惡混淆。他強調從精神層面和道德層面來看待人性,爭取人性善良與誠信的回歸。他堅持智者應該是追求理性、負責、誠懇與寬容的人,他認為“愚者”是人性中的丑陋與惡的代表,是自私、貪婪、嫉妒、空虛與浮夸的人。他用鮮活生動的場景復活智者,構造理想的藍圖,強調遵循自然規(guī)律及自我約束,以通達世間法的前提修持出世間法,告誡人們應調適自身去適應新的秩序。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大力提倡之下,分裂割據(jù)時期的藏族文化,從整體上出現(xiàn)了兼顧出世與入世的平衡,在神圣與世俗之間能夠收放自如的文化作性,尤其是薩迦派“居山村而列鐘鼎,入仕途又兼修行,顯示出藏族社會政教合一的雛形。一大批學者,憑借自己的智慧與學養(yǎng),勇敢地進入到主流文化的公共空間,參與大歷史的激情書寫,使藏族文化在12、13世紀以柔性的智慧與異彩紛呈的民族特性傳播到周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當中,完成了文化外延空間的拓展與提升,同時,文化內(nèi)部也從歷史經(jīng)驗和持續(xù)建構中形成了慈悲和智慧雙運不二的核心價值。

    三、涼州之行——從文化學者到文化實踐者的轉向

    文學是作家思想意圖在文中中的投射,把文學意義的生成放在動態(tài)的時間流程中去考察,就會產(chǎn)生一種交流與對話,作者通過各種策略傳達他豐富深刻的人生經(jīng)驗,寄寓自己的愛憎態(tài)度與價值判斷,就賦予了文本豐富的流動的意義和通過這種中介形成了交流和對話的關系,如果,我們把《薩迦格言》放置在這樣的一個歷史動態(tài)的時間流程中去看,依舊會發(fā)掘出一個文化者從著書立說轉向文化實踐的這種流度。1244年,多達那波二次進藏,并帶來闊端寫給薩班的一封信,信中說:“我為報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你若為佛教及眾生著想,請盡快前來。”這封信,恩威并重,迫使薩班不得不做出選擇,薩班在《致蕃人書》中這樣寫道“余為弘揚佛教,體念眾生,更顧念操著語之眾,來霍爾地方”………涼州之行是薩班政治理想與人文實踐的一次實戰(zhàn)考驗,正如他在《格言》中所贊美的智者一樣“高貴者即便是以命相迫/怎會舍棄善良本性/重金即便是千錘百煉/自然本色絕不改變/是作一名智者審時度勢,迎激流而上,還是作一名愚者,推萎逃遁?薩班面臨選擇,他以“政治家的頭腦,長者的語氣和智者的智整”義無返顧地帶著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兩個侄子,踏上了漫長的涼州之行的漫長行途。當許多藏地高僧還沉溺于引經(jīng)據(jù)典,把玩著辯難技巧的時候,薩班選擇了擔當,他不忍心蒙古之師再進西藏生靈涂炭,剛剛建立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再次經(jīng)歷戰(zhàn)亂的沖刷,作為一名智者,他深諳取舍之道。他把自己的理想投入到了無法預測結果的實踐中,在長達千余里的輾轉中,間接地完成了一個知識精英對自己智者人格模式的建構和鞏固,他認為:“智者是對真實世間的體察者,而且這種體察也包含著極大的道德熱情與生命關懷。檢試善惡的嚴峻分野,是檢驗智者是否在面臨困難絕境仍能知行合一。他在格言中強調“現(xiàn)實人生”、強調“積極入世”與哪些強調“文以載道,”宗教抒發(fā)思想的文學作品不同,他將“智者、賢士、尊貴者”這些人格模式放置在一個社會歷史的轉折當中,放置在生死攸關的選擇當中,在行動中展示他們的品性人格,從人性的向度考察智士的行為。同時,嵌入自己深切的悲憫與關愛,表達他“入世”思想下的文化行為。薩班貢噶堅贊的這種化理想為行動的文化實踐動力,究其思想根源雖出自佛教的“救贖與利濟之心”,但深刻地浸入了個人的生命體驗,《格言》既是他理想的載體,也是他行動的文化指南。他以“赴身會晤,終老涼州”的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在格言中塑造的智者形象,用文化行為詮釋了文化理念。

    四、著書立說——從文化引薦者到文化傳播者的轉向

    文化身份是目前在研究文化時關注的一種有“共有文化”的意義和歷史經(jīng)驗,文化或文學研究的任務也是要不斷揭示這種隱匿在文本背后的歷史與文化,但這種文化隱匿的存在充滿了流動或不確定性,需要闡釋者在文本的文化語境和作者獨有的語言策略中去細心尋找與品味,薩班的一生,在佛學的典籍論著中汲取著知識與生命的養(yǎng)分,根植于他生命深處的體驗是悲憫溫暖的信仰,是與自己民族的母族文化是水乳交融般的和合,可以說,涼州之行以前,薩班的文化體認與身份一直處于一種穩(wěn)定、單一、可辨性極強的一元狀態(tài)中,他對文化的感觸,文化視域中的行為拓展并沒有形成主動性。而涼州之行,徹底地改變了他后來的人生遭遇,他從一個文化創(chuàng)建者轉變?yōu)橐粋€文化傳播者,這種身份的轉變,使這位學富五明的班智達,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得不在文化歸屬、心理歸屬和精神歸屬上完成一次自主性的轉變,《薩迦格言》再次以暗喻的形式,映照出了一條從“智”到“愚”或者從“愚”到“智”的選擇之路。而薩班“涼州之行”的探路,貫通了蒙藏兩個民族之間、藏族文化與中原主流文化之間的多向交流,薩班的文化認知與文化身份也在這種雙向互動中得到了新的拓展與意義。從1239年多達那波兵臨藏北到1244年薩班到?jīng)鲋輹铋煻?,蒙藏之間在文化上有了一次空前的交流,開創(chuàng)了蒙藏歷史文化的新紀元,也為后來的兩次宗教文化的大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涼州,薩班繼續(xù)踐行他“濟世利人”的文化理想,在涼州開始傳播佛法,設壇講經(jīng),他主持創(chuàng)建了“涼州四寺”,撰寫語法著作《心箍》,開啟蒙古語言學的一代先河。由他首次引薦到藏區(qū)的印度詩學理論著作《詩鏡》,自17世紀以后,被許多蒙古族高僧與學者陸續(xù)翻譯并撰寫了大量有關《詩鏡》的著作,蒙古族著名的格言詩《智慧的鑰匙》,也從《薩迦格言》中汲取了有益的營養(yǎng)。其次,伴隨著藏傳佛教的傳播,藏族的宗教繪畫、戲劇、音樂及建筑都對蒙古族藝術產(chǎn)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

    1251年薩迦班智達在涼州逝世,隨同他一起進入涼州的八思巴繼續(xù)承繼薩班的事業(yè),輔佐忽必烈,在擔任元朝帝師期間,執(zhí)行了元朝對西藏的政策,并以個人魅力和豐富的學養(yǎng),影響了以忽必烈為首的蒙古上層人物,促進了藏族文化的深入傳播與發(fā)展,在他的努力下,使整個薩迦統(tǒng)治時期的藏文化不僅從內(nèi)部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而且更加深入地開始向外傳播。八思巴創(chuàng)制蒙古新字、著書立說、翻譯佛經(jīng)、在宗教、語言學、藝術和醫(yī)學等方面為蒙藏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蒙藏文化的交流,在歷史的長河中,伴隨著薩班和八思巴成佛法了兩個民族文化中生生不息的生命紐帶。

    通達世間之大道/才能修成出世法/是故順和諸法性/才是菩薩的行為/薩迦班智達以這種遵循世間之道的理念,順和天時,地利與人和,確立了智者的人格模式,并以智者和愚者的近距離對照,寫出了形象鮮明,反差強烈;容易感受而又朗朗上口的格言文本,還原了人性的光陰與黑暗,他在贊揚“智者”時,也對愚者的懦弱、自私、貪婪與卑劣進行了鞭撻與批判,并從人性的向度進行了裁斷與分辨。在一個社會面臨著新的轉折,面臨著更多新的選擇的時刻,薩班以自己明確的文化指向,宣告世人:英雄崇拜的時代已經(jīng)結束,隨之而來的“智者”時代,是遵從世間規(guī)則、尊重道德與秩序的時代。也正是在薩班的倡導之下,藏族文化通過大小五明的學科確立,通過智者精英的前赴后繼,完成了十二十三世紀的文化大復興??梢哉f,這種文化的轉型以及智者人格的確立,進一步明晰了藏族文化中崇尚知識、崇尚理性、和諧發(fā)展的文化基因。

    秉承這種文化傳承,薩班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他的文化理念,不拘泥不守舊,通過文化行動與實踐,實現(xiàn)生命意義。無論是“智者”人格模式的確立,還是“涼州之行的文化遠旅,薩班開啟的人文理想,最終成為蒙藏兩個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也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文化歷史,提供了具有借鑒意義的模式。

    五、結語

    《薩迦格言》作為藏族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文本,闡述了作者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切關懷和人文主義理想,文本獨特的語言策略,表現(xiàn)了作者渾厚的知識學養(yǎng)和勇毅果敢的個性,他確立的“智者”人格模式,標志著藏族文化從吐蕃時期的英雄主義崇拜轉向智慧與理性崇拜,并沉淀在藏民族的集體心理中,成為文化精神的衡量指標。他引薦和推廣的外來文化,滲透進藏族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流派中,形成藏族文化一貫秉持的包容、通達的文化心態(tài)。他以自己文化行者、和平使者的身份,擺脫了戰(zhàn)爭的殺戮,順迎了時代的發(fā)展,維系了社會秩序的根基。《薩迦格言》從文學的角度彰顯了薩班個人對現(xiàn)實生活的參悟,從歷史的角度,傳達了和平主義的信仰,從文化角度,闡明了一種指向,那就是:從隱含于現(xiàn)實生活之中的“文化”進行發(fā)掘,再依托于人性向度,文化可以跨越政治的鴻溝和軍事的對峙,在交流與互補中尋找到她的終極意義。

    原文刊發(fā)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0期 注釋及參考文獻已略去

    編輯 : 仁增才郎